第二百六十章七大筹备与徐远山特邀身份---
这次与苏联关于“粮种换武器”谈判，徐远山并没有参加，不过确实征求过他的意见了，谈判这种事情，他也必须要逐步放手，只要不贱卖就行。
实际上，谈判的中方人员，更清楚高产粮种的珍贵，西北这两年能解决粮荒可不正是有这些高产粮种吗？
所以他们把粮种换算成普通粮食时候，是按上限计算的，这才有了“五千吨粮种换五千吨武器弹药”的谈判结果。
否则，就像国民党政府那样用十万吨以上的桐油置换，光运输就能让多少人累趴下。
现在联合政府有钱不假，但支出也颇大，特别是徐远山从先锋军开始实施给士兵发军饷，虽然每名战士不多，但解放军基数大啊。
就这，解放军还实施分级制度，地方部队与野战部队还有区别，否则现在联合政府已经拥有超过两百万的部队，而且因为形势需要仍继续征兵增加兵力，军队支出越来越大。
按现在土共中央计划安排，到1939年初时解放军总兵力要达到三百万人以上，在东北与日军作战用兵，解放全中国同样需要大量的部队。
光军饷，每个月都超过一千万银元，这还不算吃、穿及大量作战物资。
所以，朱总司令还希望这样生意能再多做几次，不过他的希望不会落空，凡是使用过高产粮种，论谁也无法忍受原来每亩只打一、两百斤粮食的种子。
徐远山确实说过“再穷不能穷军人家属”，这里是专指战士牺牲的抚恤金必须到位，他在现代时空算是一普通人，和大多数人一样有着深厚敬重军人的情怀。
而当徐远山来到民国时空，发现就算是与日军作战的国战中，中国士兵阵亡后几乎是没有抚恤金的，他是没有能力解决所有人问题，只能先从先锋军开始，然后是南京守城的川军，最后推广到整个解放军队伍。
“胜利之声”广播台为何在先锋军加入解放军后，也依然得到国民党军队和各省地方军队基层士兵的欢迎，就是这个电台从宣传东北抗战开始就做了许多提高军人地位的事情。
徐远山除了在后世有敬重军人情节，还有就是和现代时空大多数国人一样对日本的态度，因为二战后日本上下没有真正反省，始终抱有侵略中国残害中国老百姓不义战争一种无所谓态度，至今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等等，自然让后世中国人无法释怀。
除了这两个方面，徐远山还关心土共的政治路线，不过他只能提供一些资料供土共中央参考。
徐远山给这个时空土共领导提供的资料，基本是后世算是总结比较客观的内容，有对苏联、日本、美国及欧洲各国关系定位和看法的文章。
更多是原时空土共的经验教训和得到完善并正确的方针政策。
土共主要领导干部经过十多年的流血和牺牲，也逐渐成熟起来，以遵义会议为分水岭，在此之前这些领导人对来自苏联或共产共际的指示毫无犹豫地执行，也心甘情愿高风亮节让出领导岗位，让那些从苏联回来的吃洋面包、乳臭未干小青年夺取了实权。
土共在抗战前的土地革命历史中，有两次损失最大：一次是蒋秃子在身后举起屠刀对准土共成员大开杀戒；另一次就是国产共际带来几乎灭是一个共产党世界性的统一机构，各国的共产党只是它的一个分支。
当斯大林在党内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得到确立以后，共产国际开始逐步从一个领导的革命性世界组织沦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
特别是苏联先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再与日本政府签订中立条约并承认满洲国，共产国际因此很难再喊出世界革命的口号。
作为世界革命的大本营，共产国际存在的逻辑基础已经动摇，遭到土共的质疑就理所当然。
二战爆发后苏联与英美在反法西斯基础上建立的联盟，随着战争的进程不断有加强和长期化的趋向，共产国际已经成为莫斯科推行对外政策的严重阻碍，于是斯大林决心踢开这块绊脚石。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
原时空从1937年起，土共的“七大”会议召开被延迟5次，这与苏联和日本两国签订中立协议遭质疑也有一定关系。
要知道，“七大”第四次推迟到1942年时，有些参会代表已经到达延安，但会议又一次被取消。接下来是整风运动，清除王明的左倾和右倾路线，实际上是对亲苏派的清理。
现在土共已经算是与苏联、共产国际分道扬镳，当然不再考虑邀请苏共代表参加。
政治局还讨论“七大”会议是否邀请徐远山列席参加的问题。
有委员认为，党的代表大会有两个特性：一是秘密性，从“一大”至今，何地、何时举起土共代表大会始终是高度秘密，从没有公开宣传过；二是党的代表大会，除了“五大”有邀请国民党高层参加和每次上级领导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外，从没有邀请过非党成员参加。
这里所说的“五大”，土共中央邀请了在武汉的国民党政要汪精卫、谭延 、孙科、徐谦、顾孟余等5人为代表参加，会议安排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向中共五大致词，因为接受共产国际指令，加上对形势误判，历史上“五大”出现比较多的错误政策。
教员却有不同意见：“秘密召开代表大会，是因为条件所限，以后不会再这样了；我们抗战前就呼吁建立抗战统一阵线，在我们继续加强全党的团结的时候，我们还必须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群众路线和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力量，这是中国革命致胜的法宝。”
张闻天赞成教员的说法：“正式代表有发言权、选举权和投票权，特邀代表只有发言权即可，这三年来海外援共组织给予土共革命很大的帮助，我认为邀请徐先生列席会议是对的，而且还要放进主席团。”
王稼祥也说道：“徐先生因特殊原因不能加入土共组织，他的行动已经表明他完全是一名合格土共成员，我是赞成徐先生列席，最好还要让他发言。”
伍豪补充道：“给土共提供药品和大量工业设备；空军与第四野战集团军创始人；给红军还有后来解放军提供大量武器弹药。做了上面任何一项，都值得我们邀请，何况他还是海外援共组织的代表。”
教员拍板定了下来：“既然大家不反对，就定下邀请徐先生参加大会，对外宣传可以用伍豪同志说的三个理由，徐先生的一些保密内容可以适当公开。”
正在西山忙碌的徐远山，并不知道土共中央讨论邀请他列席“七大”会议。目前华东战场解放军队伍连续取胜获得优势，态势极为有利，而徐远山准备返回现代时空做些准备，然后再到民国时空的德国去谈判。
虽然后世中有许多人对犹太人不太感冒，但用资源换犹太工人，毕竟对土共工业生产有很大帮助，而且能多救几个犹太人的性命也算是积德行善。
这些犹太人是工人，又不是那些奸诈狡猾的商人，过几年等他们知道德国大规模屠杀犹太人，这些活着的犹太人至少会对中国有好感吧。
徐远山也不是用他们多长时间，十年，仅需给中国工作十年就可以放他们离去，当然想继续留在中国也可以。
---今日无更，请假。
节日里家人相聚、朋友相聚、同学聚会，接踵而至，前天和昨晚都是半夜赶稿，特别是昨夜写完已经凌晨4时，没有来得及修改就发上去，今天中午修改时发现错误百出。今天暂缓写稿，明天稿子争取早些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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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谈判的中方人员，更清楚高产粮种的珍贵，西北这两年能解决粮荒可不正是有这些高产粮种吗？
所以他们把粮种换算成普通粮食时候，是按上限计算的，这才有了“五千吨粮种换五千吨武器弹药”的谈判结果。
否则，就像国民党政府那样用十万吨以上的桐油置换，光运输就能让多少人累趴下。
现在联合政府有钱不假，但支出也颇大，特别是徐远山从先锋军开始实施给士兵发军饷，虽然每名战士不多，但解放军基数大啊。
就这，解放军还实施分级制度，地方部队与野战部队还有区别，否则现在联合政府已经拥有超过两百万的部队，而且因为形势需要仍继续征兵增加兵力，军队支出越来越大。
按现在土共中央计划安排，到1939年初时解放军总兵力要达到三百万人以上，在东北与日军作战用兵，解放全中国同样需要大量的部队。
光军饷，每个月都超过一千万银元，这还不算吃、穿及大量作战物资。
所以，朱总司令还希望这样生意能再多做几次，不过他的希望不会落空，凡是使用过高产粮种，论谁也无法忍受原来每亩只打一、两百斤粮食的种子。
徐远山确实说过“再穷不能穷军人家属”，这里是专指战士牺牲的抚恤金必须到位，他在现代时空算是一普通人，和大多数人一样有着深厚敬重军人的情怀。
而当徐远山来到民国时空，发现就算是与日军作战的国战中，中国士兵阵亡后几乎是没有抚恤金的，他是没有能力解决所有人问题，只能先从先锋军开始，然后是南京守城的川军，最后推广到整个解放军队伍。
“胜利之声”广播台为何在先锋军加入解放军后，也依然得到国民党军队和各省地方军队基层士兵的欢迎，就是这个电台从宣传东北抗战开始就做了许多提高军人地位的事情。
徐远山除了在后世有敬重军人情节，还有就是和现代时空大多数国人一样对日本的态度，因为二战后日本上下没有真正反省，始终抱有侵略中国残害中国老百姓不义战争一种无所谓态度，至今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等等，自然让后世中国人无法释怀。
除了这两个方面，徐远山还关心土共的政治路线，不过他只能提供一些资料供土共中央参考。
徐远山给这个时空土共领导提供的资料，基本是后世算是总结比较客观的内容，有对苏联、日本、美国及欧洲各国关系定位和看法的文章。
更多是原时空土共的经验教训和得到完善并正确的方针政策。
土共主要领导干部经过十多年的流血和牺牲，也逐渐成熟起来，以遵义会议为分水岭，在此之前这些领导人对来自苏联或共产共际的指示毫无犹豫地执行，也心甘情愿高风亮节让出领导岗位，让那些从苏联回来的吃洋面包、乳臭未干小青年夺取了实权。
土共在抗战前的土地革命历史中，有两次损失最大：一次是蒋秃子在身后举起屠刀对准土共成员大开杀戒；另一次就是国产共际带来几乎灭是一个共产党世界性的统一机构，各国的共产党只是它的一个分支。
当斯大林在党内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得到确立以后，共产国际开始逐步从一个领导的革命性世界组织沦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
特别是苏联先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再与日本政府签订中立条约并承认满洲国，共产国际因此很难再喊出世界革命的口号。
作为世界革命的大本营，共产国际存在的逻辑基础已经动摇，遭到土共的质疑就理所当然。
二战爆发后苏联与英美在反法西斯基础上建立的联盟，随着战争的进程不断有加强和长期化的趋向，共产国际已经成为莫斯科推行对外政策的严重阻碍，于是斯大林决心踢开这块绊脚石。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
原时空从1937年起，土共的“七大”会议召开被延迟5次，这与苏联和日本两国签订中立协议遭质疑也有一定关系。
要知道，“七大”第四次推迟到1942年时，有些参会代表已经到达延安，但会议又一次被取消。接下来是整风运动，清除王明的左倾和右倾路线，实际上是对亲苏派的清理。
现在土共已经算是与苏联、共产国际分道扬镳，当然不再考虑邀请苏共代表参加。
政治局还讨论“七大”会议是否邀请徐远山列席参加的问题。
有委员认为，党的代表大会有两个特性：一是秘密性，从“一大”至今，何地、何时举起土共代表大会始终是高度秘密，从没有公开宣传过；二是党的代表大会，除了“五大”有邀请国民党高层参加和每次上级领导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外，从没有邀请过非党成员参加。
这里所说的“五大”，土共中央邀请了在武汉的国民党政要汪精卫、谭延 、孙科、徐谦、顾孟余等5人为代表参加，会议安排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向中共五大致词，因为接受共产国际指令，加上对形势误判，历史上“五大”出现比较多的错误政策。
教员却有不同意见：“秘密召开代表大会，是因为条件所限，以后不会再这样了；我们抗战前就呼吁建立抗战统一阵线，在我们继续加强全党的团结的时候，我们还必须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群众路线和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力量，这是中国革命致胜的法宝。”
张闻天赞成教员的说法：“正式代表有发言权、选举权和投票权，特邀代表只有发言权即可，这三年来海外援共组织给予土共革命很大的帮助，我认为邀请徐先生列席会议是对的，而且还要放进主席团。”
王稼祥也说道：“徐先生因特殊原因不能加入土共组织，他的行动已经表明他完全是一名合格土共成员，我是赞成徐先生列席，最好还要让他发言。”
伍豪补充道：“给土共提供药品和大量工业设备；空军与第四野战集团军创始人；给红军还有后来解放军提供大量武器弹药。做了上面任何一项，都值得我们邀请，何况他还是海外援共组织的代表。”
教员拍板定了下来：“既然大家不反对，就定下邀请徐先生参加大会，对外宣传可以用伍豪同志说的三个理由，徐先生的一些保密内容可以适当公开。”
正在西山忙碌的徐远山，并不知道土共中央讨论邀请他列席“七大”会议。目前华东战场解放军队伍连续取胜获得优势，态势极为有利，而徐远山准备返回现代时空做些准备，然后再到民国时空的德国去谈判。
虽然后世中有许多人对犹太人不太感冒，但用资源换犹太工人，毕竟对土共工业生产有很大帮助，而且能多救几个犹太人的性命也算是积德行善。
这些犹太人是工人，又不是那些奸诈狡猾的商人，过几年等他们知道德国大规模屠杀犹太人，这些活着的犹太人至少会对中国有好感吧。
徐远山也不是用他们多长时间，十年，仅需给中国工作十年就可以放他们离去，当然想继续留在中国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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