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章
进化生物学家把所有道德行为的复杂性，解释为不过就是一个人的自私基因系统在作祟。人大部分的行为当然有明显的目的，但人的举止时常超出这些因素。”内斯所研究的是约定。“动物不会对他者许下附带条件的复杂承诺。它们不会经过协商之后，说：‘如果你将来为我做了什么事，我就为你做什么事。’约定是承诺在未来去做你并不想做的事情。我们大多数人都靠着约定过生活。霍布斯（十六世纪英国哲学家）就发现了这点。他了解到，‘我们有约定的能力才使我们成为人。’
世界上最早有情感的生物是爬虫类和鸟类。卧在蛋上以保持温暖的本能——而不是产下蛋就溜走，使蛋变冷、被压碎或被路过的动物吃掉——显然可增进繁殖力。大多数进化程度比爬虫类高的生物、会喂食年幼者的母亲，像鸟类，其后代存活者较多，这使小鸟长成大鸟继续生育的成功率增加。最早发生的情感，也明显是天择之下的情感，就是母亲与幼子之间，我们所称的母爱。爱可能出现在最早的哺乳类身上，驱使这些生物照顾它们的后代，不被险恶的世界所伤。紧紧陪在子女身边、击退掠食者、全心养育子女的母亲，比不在乎子女受攻击和被掠食者吃掉的母亲，有更多繁衍自己后代的机会。仁爱的母亲生下的子女，比冷漠无情的母亲生下的子女，有更多长大成熟的机会。物竞天择的规律使社会选择了仁慈的母亲。
其他不同的情绪都各有其用处。充满怒气与仇恨的雄性，更能够有力地与其他雄性竞争，他会杀死对手，有利于让自己的性格得以繁衍遗传。会保护配偶的雄性也有竞争优势：把其他雄性赶走、不让他们接近其配偶的雄性，才有机会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的基因传给进入繁殖期的雌性。对产子数较少的动物来说，繁衍遗传物质胜算最大的配对，是充满爱与关怀的母亲，配上充满妒嫉与保护性的父亲（反之亦然）。多情的动物有更多繁殖的机会。在竞争激烈的环境里，可被怒气激励的动物胜算较大。爱——性爱、博爱、友情、孝敬、母爱，以及其他所有类似的情绪——以奖赏与惩罚的模型运作。我们会表现出爱，是因为可得到巨大的回报；我们不断表现出爱与保护性，因为失去爱是一种创痛。如果我们不会因为失去所爱而感到痛苦，如果我们只想享受爱的欢喜，但对所爱者遭到杀戮无动于衷，保护性就会远不及现在的我们。悲愁让爱变成自我防卫：我们会照顾所爱之人，以避免自己陷入难受的痛苦之中。
忧郁的生理学进化
忧郁的生化演化与社会演化相关联，但不相同。现在建立的遗传图谱，还不足以让我们了解到底是基因的哪些作用会导致忧郁，但这种状态可能与情绪敏感度有关，情绪敏感度是有研究价值的特质，也可能是意识的结构开启了通往忧郁的道路。当代进化论者正致力研究大脑三分论（或三层次）。大脑最底层的部分，与低等动物爬虫类似的脑，是本能的中心。中间层是边缘系统，存在于较进化的动物脑中，是情绪的中心。顶层，只存在于如灵长类与人类等高等动物脑中，是感知的脑，与理智和高级的思考形式有关，也与语言有关。大多数人类行为都与这三层次的脑相关。以著名进化论学者保罗·麦克林的角度来说，忧郁显然是人类才有的烦恼。它是三层脑运作的集合：本能、情绪与感知同时进行的必然结果。三层次脑有时候对社会逆境无法协调反应。从理论上说，当一个人本能退缩的时候，应该会感觉到情绪的负面反应和感知的重新调整。如果三者同步运作，人会感受到正常、非忧郁的退缩，摆脱造成大脑本能钝化的行为或环境。但是有时候，大脑的理性会抗拒大脑的本能。例如，人的本能层次是退缩，但却感到激发的情绪与愤怒，这会造成剧烈的忧郁。或是说，本能层次是退缩，但却刻意决定抗拒原本的意图，因而使自己遭受沉重的压力。所有人对这类冲突都不陌生，这也的确会造成忧郁或其他失常。麦克林的理论，完全合乎我们所谓超乎大脑目前演化能力的说法。
牛津大学的提摩西·克劳相信（但生理学家激烈反对）灵长类的大脑是对称的，而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物种形成的特点——就是大脑不对称（他根据X光片显示男性大脑的变化，以十分复杂的遗传论点为基础来提出这个观点）。在灵长类演化成人类的过程中，由于大脑的体积随身材变化而增长，这种变化让两侧大脑演化出某种程度的独立性。这开启了自我意识的发展，一种发现自身为自我的觉醒。许多进化论学者说，这原本只是小小的突变——与大脑两侧成长因素有关的突变——在持续演化的情形下变成深具意义的不对称。
大脑的不对称性接下来成为语言的基础，左脑陈述或处理右脑的概念和知觉。语言能力位于大脑的两侧，这是从中风患者身上得到的证据。左侧脑中风的病人可以理解概念和察觉物体，但无法叫出任何东西的名字，也无法言语或获取语言的记忆。这不单单是发音的问题。左脑中风的聋者可以做出表情和手势（所有人类和灵长类都有这种能力），但他们无法使用手语，也无法理解我们将词语组织成句子、把句子组织成段落的复杂文法。另一方面，右脑中风的病人保有知性的能力，但失去了概念和感情这些平常可自然表达的能力。他们无法进行复杂的抽象思考，情绪能力也遭受严重的波及。
什么样的解剖学结构使我们有情绪障碍的倾向？克劳曾指出，精神分裂和情绪障碍可能是我们为大脑不对称所付出的代价——他把人类的成熟、感知和语言都归于相同的神经演化结果。他接着指出，所有的精神障碍都是正常的左右脑互动变得混乱的结果。他解释说：“二者的沟通可能会太多或太少；如果有一侧大脑不一致，就会造成精神障碍。”克劳认为不对称性提供了“更高的互动弹性”、“更强的学习能力”，以及“更大的同类生物沟通能力”。但是这种演化结果减缓了大脑成长的速度，使人类的成熟速度比其他生物都缓慢。但成人大脑的可塑性也比其他成熟的动物高——年岁大的狗学不会新把戏，但老人可以学会全新的肌肉活动方法，适应行动不便的晚年。
人具有自我改进和完善的能力，这使得我们可以学到新想法和新见解。但这也表示，我们会走极端。克劳认为，同样的弹性可以使我们的改变超出正常人格的范围，成为精神异常。这种改变可能是由外在事件触发的。以此模型来看，物竞天择所选择的不是弹性的表现，而是弹性本身。
现今，大脑不对称性的研究不是热门主题，美国令人印象最深刻的研究是由麦迪逊的威斯康辛大学神经科学家理查·大卫森所完成。愈来愈进步的脑部扫描仪器，使大卫森的研究得以实现。现在科学家可以看到五年前看不到的东西，在未来五年之内，他们能看到的可能会更多。大脑影像专家结合使用正子放射摄影和核磁共振造影，可以得到每两秒半的整个大脑三度空间快照，空间资讯精确度可达到约三点五毫米以上。核磁共振造影的时间与空间解析度较高，正子放射摄影较擅长定位脑中的生化反应。
大卫森先定位出大脑对“正常”刺激的神经化学的反应——当受试者看到色情照片或听到恐怖声音时，哪个区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说：“我们想观察情绪反应的特征。”一旦找到了大脑对特殊影像有反应的区域，就可以测量出大脑持续反应的时间，结果发现这因人而异。有些人看到恶心的照片会产生强烈的神经化学反应，又很快消失；有些人也会有相同的反应，但要花较长的时间才恢复正常。所有检测都证明这种事实：有些人大脑在某方面较活跃，有些人则较迟缓。大卫森相信，大脑恢复慢的人比恢复快速的人更容易患上精神障碍。大卫森在威斯康辛大学的研究团队已证明，服用六周抗郁剂的人，其大脑的恢复速度有明显的改变。
忧郁的生理学进化
这项研究除了可显示情绪障碍遗传学取得的进步之外，其中也有许多有价值的推论。如果研究者可以精确定位出忧郁发生时脑部反应变化的区域，就可以开发出刺激或抑制该区域的设备。最近的研究发现，忧郁症患者的前额叶皮质血清素新陈代谢作用异常。大脑的不对称刺激可能是肇因于此，也可能是有些人的大脑在生理上不对称——例如，微血管的分布影响血流量。
大脑特定区域的反应模式在人生早期就已固定，其他区域则会改变。我们现在已发现，成人大脑的脑细胞的确会再生。当我们自忧郁症痊愈时，我们大脑的某些区域的脑细胞可能会增加，或是别的区域脑细胞数减少。未来的新技术将可刺激或抑制大脑特定区域细胞的生长。有些早期的研究发现，穿颅磁振刺激疗法——以集中的强磁力增加特定区域反应的重复性可改善忧郁症的症状。或许有可能借由外部治疗或自己的努力，学习到如何活化左脑。复原是可实现的，尤其是年轻人。我们或许可以用脑部扫描，及早发现左脑前额叶皮质的钝化，并采取预防措施——“例如采取药物治疗，”大卫森说——提早协助人们避开忧郁症的万丈深渊。
有些人左脑前额叶皮质较活跃，有些人右脑前额叶皮质较活跃，这与你左右手哪个较发达无关，那是大脑其他区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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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早有情感的生物是爬虫类和鸟类。卧在蛋上以保持温暖的本能——而不是产下蛋就溜走，使蛋变冷、被压碎或被路过的动物吃掉——显然可增进繁殖力。大多数进化程度比爬虫类高的生物、会喂食年幼者的母亲，像鸟类，其后代存活者较多，这使小鸟长成大鸟继续生育的成功率增加。最早发生的情感，也明显是天择之下的情感，就是母亲与幼子之间，我们所称的母爱。爱可能出现在最早的哺乳类身上，驱使这些生物照顾它们的后代，不被险恶的世界所伤。紧紧陪在子女身边、击退掠食者、全心养育子女的母亲，比不在乎子女受攻击和被掠食者吃掉的母亲，有更多繁衍自己后代的机会。仁爱的母亲生下的子女，比冷漠无情的母亲生下的子女，有更多长大成熟的机会。物竞天择的规律使社会选择了仁慈的母亲。
其他不同的情绪都各有其用处。充满怒气与仇恨的雄性，更能够有力地与其他雄性竞争，他会杀死对手，有利于让自己的性格得以繁衍遗传。会保护配偶的雄性也有竞争优势：把其他雄性赶走、不让他们接近其配偶的雄性，才有机会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的基因传给进入繁殖期的雌性。对产子数较少的动物来说，繁衍遗传物质胜算最大的配对，是充满爱与关怀的母亲，配上充满妒嫉与保护性的父亲（反之亦然）。多情的动物有更多繁殖的机会。在竞争激烈的环境里，可被怒气激励的动物胜算较大。爱——性爱、博爱、友情、孝敬、母爱，以及其他所有类似的情绪——以奖赏与惩罚的模型运作。我们会表现出爱，是因为可得到巨大的回报；我们不断表现出爱与保护性，因为失去爱是一种创痛。如果我们不会因为失去所爱而感到痛苦，如果我们只想享受爱的欢喜，但对所爱者遭到杀戮无动于衷，保护性就会远不及现在的我们。悲愁让爱变成自我防卫：我们会照顾所爱之人，以避免自己陷入难受的痛苦之中。
忧郁的生理学进化
忧郁的生化演化与社会演化相关联，但不相同。现在建立的遗传图谱，还不足以让我们了解到底是基因的哪些作用会导致忧郁，但这种状态可能与情绪敏感度有关，情绪敏感度是有研究价值的特质，也可能是意识的结构开启了通往忧郁的道路。当代进化论者正致力研究大脑三分论（或三层次）。大脑最底层的部分，与低等动物爬虫类似的脑，是本能的中心。中间层是边缘系统，存在于较进化的动物脑中，是情绪的中心。顶层，只存在于如灵长类与人类等高等动物脑中，是感知的脑，与理智和高级的思考形式有关，也与语言有关。大多数人类行为都与这三层次的脑相关。以著名进化论学者保罗·麦克林的角度来说，忧郁显然是人类才有的烦恼。它是三层脑运作的集合：本能、情绪与感知同时进行的必然结果。三层次脑有时候对社会逆境无法协调反应。从理论上说，当一个人本能退缩的时候，应该会感觉到情绪的负面反应和感知的重新调整。如果三者同步运作，人会感受到正常、非忧郁的退缩，摆脱造成大脑本能钝化的行为或环境。但是有时候，大脑的理性会抗拒大脑的本能。例如，人的本能层次是退缩，但却感到激发的情绪与愤怒，这会造成剧烈的忧郁。或是说，本能层次是退缩，但却刻意决定抗拒原本的意图，因而使自己遭受沉重的压力。所有人对这类冲突都不陌生，这也的确会造成忧郁或其他失常。麦克林的理论，完全合乎我们所谓超乎大脑目前演化能力的说法。
牛津大学的提摩西·克劳相信（但生理学家激烈反对）灵长类的大脑是对称的，而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物种形成的特点——就是大脑不对称（他根据X光片显示男性大脑的变化，以十分复杂的遗传论点为基础来提出这个观点）。在灵长类演化成人类的过程中，由于大脑的体积随身材变化而增长，这种变化让两侧大脑演化出某种程度的独立性。这开启了自我意识的发展，一种发现自身为自我的觉醒。许多进化论学者说，这原本只是小小的突变——与大脑两侧成长因素有关的突变——在持续演化的情形下变成深具意义的不对称。
大脑的不对称性接下来成为语言的基础，左脑陈述或处理右脑的概念和知觉。语言能力位于大脑的两侧，这是从中风患者身上得到的证据。左侧脑中风的病人可以理解概念和察觉物体，但无法叫出任何东西的名字，也无法言语或获取语言的记忆。这不单单是发音的问题。左脑中风的聋者可以做出表情和手势（所有人类和灵长类都有这种能力），但他们无法使用手语，也无法理解我们将词语组织成句子、把句子组织成段落的复杂文法。另一方面，右脑中风的病人保有知性的能力，但失去了概念和感情这些平常可自然表达的能力。他们无法进行复杂的抽象思考，情绪能力也遭受严重的波及。
什么样的解剖学结构使我们有情绪障碍的倾向？克劳曾指出，精神分裂和情绪障碍可能是我们为大脑不对称所付出的代价——他把人类的成熟、感知和语言都归于相同的神经演化结果。他接着指出，所有的精神障碍都是正常的左右脑互动变得混乱的结果。他解释说：“二者的沟通可能会太多或太少；如果有一侧大脑不一致，就会造成精神障碍。”克劳认为不对称性提供了“更高的互动弹性”、“更强的学习能力”，以及“更大的同类生物沟通能力”。但是这种演化结果减缓了大脑成长的速度，使人类的成熟速度比其他生物都缓慢。但成人大脑的可塑性也比其他成熟的动物高——年岁大的狗学不会新把戏，但老人可以学会全新的肌肉活动方法，适应行动不便的晚年。
人具有自我改进和完善的能力，这使得我们可以学到新想法和新见解。但这也表示，我们会走极端。克劳认为，同样的弹性可以使我们的改变超出正常人格的范围，成为精神异常。这种改变可能是由外在事件触发的。以此模型来看，物竞天择所选择的不是弹性的表现，而是弹性本身。
现今，大脑不对称性的研究不是热门主题，美国令人印象最深刻的研究是由麦迪逊的威斯康辛大学神经科学家理查·大卫森所完成。愈来愈进步的脑部扫描仪器，使大卫森的研究得以实现。现在科学家可以看到五年前看不到的东西，在未来五年之内，他们能看到的可能会更多。大脑影像专家结合使用正子放射摄影和核磁共振造影，可以得到每两秒半的整个大脑三度空间快照，空间资讯精确度可达到约三点五毫米以上。核磁共振造影的时间与空间解析度较高，正子放射摄影较擅长定位脑中的生化反应。
大卫森先定位出大脑对“正常”刺激的神经化学的反应——当受试者看到色情照片或听到恐怖声音时，哪个区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说：“我们想观察情绪反应的特征。”一旦找到了大脑对特殊影像有反应的区域，就可以测量出大脑持续反应的时间，结果发现这因人而异。有些人看到恶心的照片会产生强烈的神经化学反应，又很快消失；有些人也会有相同的反应，但要花较长的时间才恢复正常。所有检测都证明这种事实：有些人大脑在某方面较活跃，有些人则较迟缓。大卫森相信，大脑恢复慢的人比恢复快速的人更容易患上精神障碍。大卫森在威斯康辛大学的研究团队已证明，服用六周抗郁剂的人，其大脑的恢复速度有明显的改变。
忧郁的生理学进化
这项研究除了可显示情绪障碍遗传学取得的进步之外，其中也有许多有价值的推论。如果研究者可以精确定位出忧郁发生时脑部反应变化的区域，就可以开发出刺激或抑制该区域的设备。最近的研究发现，忧郁症患者的前额叶皮质血清素新陈代谢作用异常。大脑的不对称刺激可能是肇因于此，也可能是有些人的大脑在生理上不对称——例如，微血管的分布影响血流量。
大脑特定区域的反应模式在人生早期就已固定，其他区域则会改变。我们现在已发现，成人大脑的脑细胞的确会再生。当我们自忧郁症痊愈时，我们大脑的某些区域的脑细胞可能会增加，或是别的区域脑细胞数减少。未来的新技术将可刺激或抑制大脑特定区域细胞的生长。有些早期的研究发现，穿颅磁振刺激疗法——以集中的强磁力增加特定区域反应的重复性可改善忧郁症的症状。或许有可能借由外部治疗或自己的努力，学习到如何活化左脑。复原是可实现的，尤其是年轻人。我们或许可以用脑部扫描，及早发现左脑前额叶皮质的钝化，并采取预防措施——“例如采取药物治疗，”大卫森说——提早协助人们避开忧郁症的万丈深渊。
有些人左脑前额叶皮质较活跃，有些人右脑前额叶皮质较活跃，这与你左右手哪个较发达无关，那是大脑其他区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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